许多地方的主政者最关心的，不是这些园区的招商、营运和收益，而是年复一年、届复一届地扩大园区面积。比如，2011年7月，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从无锡调任南京不到4个月，就提出要在全市建设20个紫金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前述报道中唱“空城计”的多个创业园，杨卫泽曾高度重视，不仅去视察过，而且还多次表扬江宁区成效显著，走在南京的前列。

  
    经济新常态是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新名词，这意味着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不再追求牺牲质量只求数量的粗放发展模式。在这种新常态的视野下审视，“园区倍增”或许是一种病。

 
    “园区倍增”绝不等同于“工业倍增”、市场倍增、效益倍增。多少年来，地方主政者十分看重发展各类园区，动辄要求每个园区每年以数十平方公里的速度推进。仿佛只要园区的大饼摊开了，什么都好说，工业和效益也能同步增长一样。其实，这种“病”只有“公家人”能够患得起。试想一个开餐馆的人，当一个店生意都不能维持时，还会开一家分店么？大多数情况下，“园区倍增”只不过是园区面积的增加而已，连虚假繁荣也换不回。

 
     “园区倍增”意味着各种资源的浪费。在“园区倍增”面前，土地资源、耕地面积、山河面貌、青山绿水、环境保护、原居民利益等，似乎都不需考虑。运动化的推进，才是唯一的大事。在“园区倍增”面前，一些地方政府从不计成本，为了加大园区建设的投入，不仅可以在政府“财政大饼”中挤压民生支出的空间，而且可以毫不手软地扩张早已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地方债务。

 
     “园区倍增”很坑爹。除了相关主政者换来了有魅力、敢于跳起来摘桃子之类的名声(在新常态下未必一定是好名声)外，“园区倍增”很可能绑架一些人的利益。

  
    比如江宁区的那些园区，虽然空荡荡的，但是也虚列了许多知名企业的名头：什么甲骨文南京研发中心、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中国药科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美国stepan公司总部等。至于为了园区建设，园区管理部门不断进人增编，管理机构及人员越来越多，政府招商人员越来越膨胀，过着一种空有压力全无效率的生活，地方政府更是从来不拿它当一种“成本”来认识。

 
     “空城计”提示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园区倍增”，尤其需要进行必要性的论证和经济效益的考察。否则，一往无前地倍增，很可能便成为一种“盲人骑瞎马”式的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