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志得意满的日本人在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即昭和天皇的生日，同时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在沪日本军政要员悉数出席。当日，大批日本宪兵在虹口公园附近设卡巡逻，持枪警戒，中国人更是被严禁入园。这座日后安葬了鲁迅先生的秀丽公园，俨然被当时的日本人视为自家领土。
上午10点，祝捷大会正式开始。日军先是在公园内举行阅兵式，步兵坦克装甲车鱼贯而过，随即数位日本要员登上检阅台致辞，并奏国歌鸣礼炮，现场军乐铿锵，气氛肃穆。突然，人群前排的一个穿西装的青年箭步冲到检阅台下，将手上一个沉甸甸的饭盒奋力一掷，扔到了台上日本军政要员的脚下。
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弹片和气浪将数十米范围内的人群掀倒。
从惊慌中反应过来的日本宪兵，迅速将系着红色领带的刺客逮捕。经过审问得知，这位打扮像潮流青年、行事似刺秦荆轲的年轻人，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国人，而是朝鲜人，名字叫做尹奉吉。而背后谋划此事者，便是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重要头目，日后被尊为“韩国国父”的金九。
虹口公园爆炸案的战果，贯穿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被炸瞎右眼的野村，后来出任驻美公使，在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戴着一只假眼和满脸虚伪的笑容，向美国递交了宣战书；被炸断右腿的重光葵，在1945年8月复任外务大臣，一瘸一拐地爬上美军的密苏里号战舰，签署了投降书。
而重伤不治的白川义则，曾官拜内阁陆军大臣，更是死在中国领土上的最高日军将领之一，但这还算不上韩国暗杀行动的最高成绩。暗杀的巅峰，是1909年在哈尔滨火车站，朝鲜独立运动家安重根用三颗弹头刻出十字纹的开花子弹，打在了曾挑起甲午战争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身上，后者当场身亡。
朝鲜人热衷并擅于暗杀，也属无奈。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朝鲜半岛逐步被日本吞并。1919年，半岛爆发了“三一独立运动”，被日军残酷镇压，超过7500名朝鲜人被杀害，之后，大批独立人士被迫流亡中国，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由于没有根据地和正规军，暗杀便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
公园爆炸案后，日军逮捕处死了尹奉吉，并悬赏60万银元抓捕金九。为避免日军滥抓无辜，金九在《申报》发表“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长文，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随后在中国人的掩护下逃出上海，将临时政府迁到杭州。此后金九和韩国流亡政府辗转南京、长沙、重庆多地，直到抗战胜利迁回韩国。
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南北分治。民间声望极高的金九，为半岛统一奔走斗争，最后却不幸遇刺身亡。在美国的支持下，亲美反共的李承晚成为韩国的首任总统。不过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没有任何武装斗争经验的李承晚发现，自己的美械军队根本打不过林彪调教出来的三个朝鲜师。
因此从历史上来看，朝鲜人虽极具勇气和血性，但由于半岛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只能依附周边大国周旋生存。无论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还是被日本殖民后的独立运动，小国寡民的朝鲜都无法独自击退侵略者，即使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青山里大捷和普天堡战斗，军事意义也远小于政治意义。
南韩建国后，虽然作为亚洲的冷战先锋，得到了美国军事安全保护，但经济上比北朝鲜更差，资源匮乏，一贫如洗。直到1960年，韩国仍然是全球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80美元，仅有北朝鲜的三分之一。不擅长军事的韩国人，似乎在经济上也羸弱无力。
不过在1960年后，全世界开始逐渐感受到了韩国人的疯狂攻势，那些带领国民打赢经济战的企业家，也随着经济的起飞逐步地登上历史舞台。
01
日本正式吞并朝鲜的1910年，一个名叫李秉喆的朝鲜人，在韩国庆尚南道里的一个农村家庭出生。他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创办了村里唯一的私塾；他的父亲李赞宇是有名的士绅，也是当时朝鲜独立协会的会员（日后的总统李承晚曾多次担任独立协会的总代委员）。因此，虽生在农村，但李秉喆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三代。
和不少富N代一样，李秉喆也是个爱折腾的人。觉得私塾内容落后，便来到了汉城的新式学堂求学。快毕业时又放弃毕业证，渡海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留学第二年却又因为身体不适打道回府。身体刚好，便又跑回汉城找工作，但四处碰壁，最终一身落魄地回到家里，打理了一个自己的农场。
日子一天天安逸起来，李秉喆却日益苦闷和焦虑，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儿。经过一番思考，他很快便确定了人生目标，就是创业，成就一番事业。在表达决心后，李秉喆的父亲给了他300亩地，作为创业资本。而正是在衣食无忧的家庭生活环境下，李秉喆养成了不断探索的商业素养，在日后的企业经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秉喆创业的第一个公司是碾米厂，虽然国内有很大的需求，但公司却不断亏损，在检视了每道生产环节后，让人对亏损原因毫无所知。后来才慢慢发现：粮食价格竟然每天都在波动，而自己却总在粮食涨价中买入，在跌价时卖出。随后，他很快调整了经营方式，依靠对数字的敏锐也基本掌握了市场行情，公司也开始扭亏为盈。
这次事情后，李秉喆总结经验，“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只能说明人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旗开得胜的李秉喆又开办了粮食运输公司，两家公司快速发展为他积累了大量财富。到了1935年，李秉喆已经是朝鲜半岛最年轻的富豪之一，这时他又盯上了一门新的生意：土地买卖。
当时的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随着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掠夺加深，大批农民逃离农村，涌向城市讨生活，因此朝鲜的土地价格不断下降。李秉喆看到这个商机，开始疯狂拿地：用工厂做担保获得贷款买地、用买到的土地做抵押继续买地，俨然是杠杆资金、浮赢加仓的期货炒家。
不料天算不如人算，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为扩充军备，日本政府要求银行回笼资金。突发其来的银行抽贷，导致李秉喆现金流断裂，不得不将手上的土地、碾米厂和运输公司陆续卖掉，才还清贷款。所幸当时的金融衍生品并不发达，李秉喆才没有走向天台，只是重新回到创业初点。
创业失败的李秉喆，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赶赴汉城、义州、长春、沈阳、青岛等地考察，探索未来的业务方向。最终，经过一番周密的分析，他决定把朝鲜的特产果品、蔬菜和干鱼，作为贸易品向中国东北出口。
1938年3月，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大邱市，连续创业者李秉喆的新公司成立了，名字非常讨喜，叫做“三星”。
02
三星这两个字，在朝鲜语里有独特含义。“三”有“大、多、强”的意思，而“星”有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的意思，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朗朗上口，寓意吉祥。
三星商社，大邱，1942年
李秉喆的新公司，依靠向东北出口农产品和生产制作面条，迅速积累起了一桶金。之后他又收购了一家酿酒公司，大赚一笔。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日本开始对朝鲜进行严苛的经济管制，李秉喆旗下的三星商社和酿酒公司也成了被掠夺的对象，亏损严重，到了不得不停产的地步。
不过名字有着好彩头的三星公司，在1945年获得转机，李秉喆迎来了他人生的重要贵人：从美国回国的李承晚。
1945年10月，李承晚乘坐着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专机抵达汉城，不久便来到了大邱市视察。大邱市举办了工商欢迎会，李秉喆位列其中。由于常年在美国居住，此时的李承晚在国内政治资源并不强，因此他也迫切希望获得企业家的支持。在晚宴上，李承晚拍着李秉喆的肩膀，一番夸奖之后便盛邀李秉喆到自己汉城的住处梨花府来坐坐。
李秉喆的父亲李赞宇，跟李承晚是旧相识，两人都曾是韩国独立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对于这位故交的儿子，李承晚十分看重。
1947年李秉喆来到了汉城，数次到李承晚处拜访。一年后，李承晚当选南韩建国后第一任总统，并在此后的第二三届中获得连任。而李秉喆也在1948年建立了自己新公司“三星物产”，继续从事国际贸易，将战后必需品大量进口到国内。公司运营一年后便达到了同行业第七位，随后更是在1951年实现了净资产当年增长20倍的奇迹（当年通货膨胀率为530%）。
然而，李秉喆很快便意识到战争总会停止，贸易的咽喉很容易被出口国遏制。因此，他做出了三星集团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变，聚焦“产业进口替代”，推动贸易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从贸易业向制造业转型。
1953年三星集团建造了韩国第一家大型制糖企业，第二年又成立了“第一毛织株式会社”，推动糖业、毛纺织业国产化。进口替代需求非常显着，1956年韩国对糖的进口量便从最初的100%，下滑到7%，三星则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1960年第一毛织的资本也从最初的1亿韩元增加到了30亿韩元，更是在1957年时被李承晚题字“衣被苍生”。
此时三星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李秉喆也已经家喻户晓，他也多次强调“不是三星公司的董事长，而是国家的董事长”，俨然是陶朱公和范仲淹的合体。不过跟历史上所有的“红顶商人”一样，政治靠山的倒台会带来灭顶之灾，胡雪岩盛宣怀遭遇过的，李秉喆注定也要遭遇一遍。
03
1954年，独裁多年的李承晚谋求连任，当时投票结果为203人中有135票同意，仅差一票达到2/3的法定要求（135.33票）。对此，李承晚则不顾国内反对舆论，提出按照数学四舍五入法，将135.33更改为135，从而使得法案正好通过，姿势感人。
而到了1960年，已经连任三届的李承晚希望继续为韩国人民服务，采用了伪造选票、暴力威胁等不法行为，彻底激怒了韩国人民，于是爆发了“4.19革命”。李承晚被迫退出选举，流亡美国。作为和李承晚联系紧密的三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事变冲击。
先是三星集团下属15个会社，因为涉嫌非法敛财遭到当局调查。在法庭上，李秉喆承认了偷税的事实，但是也指出“现行的税法是战争时期的产物，税率高达利润的120%，如果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无法生存。作为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不能一有运动就拿企业偷税漏税说事。”
然而，此时的舆论非常不利于三星等财阀，李秉喆只得补缴了50亿韩元。更为难堪的是当局官员均以“不与非法敛财者会见”为由，拒绝了李秉喆会面要求。缺少了政治资源的李秉喆，经济活动也大受阻挠，只能暂别首尔来到东京排解郁结。
1961年，少将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包括三星副社长在内的11名涉嫌非法敛财的企业家被监禁。李秉喆也被军政当局敦促立即回国，日本政府也发出了驱逐令，因此，他不得不带着对时局动荡的迷茫、前途未卜的恐慌，返回国内。在回国前，李秉喆致函朴正熙当局，表达了对军政局“保护人民财产”的感谢，以及“为解决国民贫困，献出全部财产”的心愿。
可见，企业家虽然是有国界的，但这种“把一切捐给国家”的投名状，却是没有国界的。
回国之后，李秉喆受到了朴正熙的接待，他陈述了企业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朴正熙并不懂经济，但他清楚军政府需要赢得国民的承认和支持，而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首要的就是让他们有吃有喝，生活改善。因此，朴正熙也将经济发展列为首要任务，颇为认可李秉喆的说法。
1963年朴正熙当选韩国总统，直到1979年10月遇刺身亡，其执政生涯长达18年，因此，朴正熙对李秉喆的好感，对李秉喆而言，真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朴正熙当选总统后，邀请了李秉喆来到青瓦台，拍着他的肩膀说：“李社长，现在起就不要回避了，大胆构思新项目，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吧”。
街景，首尔，1960年
这些年的动荡，李秉喆已经颇有灰心，生怕成为韩国的胡雪岩。但听着这些话，李秉喆仿佛看到了当时迎接李承晚的那个晚宴，内心逐渐开始澎湃。然而，他没料到，回国之前那封“为国家献出全部财产”的表忠信，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李秉喆一直有开办一家大型化肥公司的设想，在得到朴正熙的首肯后，便在1965年开始筹建化肥厂。然而就在工厂即将完工之时，一场一年之前发生的走私案件，却被某些不明势力重新翻出来，向三星集团发难，建设化肥厂的巨额资金也被认为是走私所得。一时间，媒体圈、政治家、检察院轮流向三星集团开火。
时任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炯旭更威胁李秉喆说：“把韩国化肥厂所有的股份都捐了吧，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将无法保证你全家在国内的人身安全。”
深知进退的李秉喆当机立断，把这座耗资数十亿韩元和4000多万美金的化肥厂捐献给国家，才将风波逐步平息。 在切身感受到了红顶商人的脆弱性后，李秉喆为三星集团确立了“与政府不可近，不可远”的原则，给日后“流水的政府，铁打的三星”这一现象奠定了基础。
送掉了化肥厂的三星，再次面临着发展方向的选择。另外，尽管实力雄厚，但三星的影响力只局限于韩国国内，为了能够在更高舞台上发挥能量，李秉喆在1960年代末期决定向高科技行业进军。
04
1968年元旦，穿着朝鲜长袍的李秉喆来到三星总部大楼，与三星各分社社长一起欢度元旦。在大会上，他宣告说，世界将迎来科技时代，三星必须紧跟时代潮流，进军高科技产业。
从一家贸易和工业企业，变成一家高技术企业，技术研发是个难题。为此，三星选择跟日本高技术公司合作。在1969年，三星集团陆续跟日本三洋、NEC等组建合资公司，投资两千万美元，建设一个以研发和生产集成电路、电视显像管为主的大规模电子工业基地。
在合作之初，三星主要为三洋公司贴牌生产电视机，日方对生产技术严格保密。技术封锁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此，三星研发团队大量购买市场先进产品，从拆机器开始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在1976年，三星独立开发出了韩国第一批彩色电视并随后出口巴拿马等国。
在这几年期间，韩国政府推行了“国退民进”的政策，三星化工、重工、精密机械（航空领域）、造船厂等子公司相继成立，三星多元化业务快速发展。但李秉喆并不满足于此。在1980年访问日本期间，他拜访了日本稻叶博士，得知日本政府亲自出面限制基础产业发展规模，而鼓励企业发展半导体尖端技术。李秉喆内心再次燃起了火焰，开始了生命的终极挑战。
1982年，韩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半导体的重要性，出台了《半导体工业扶植计划》和《半导体扶植具体计划》等文件，全力支持半导体国产替代。因此，在经过三年准备后，1983年秋季，三星集团开始了半导体工厂第一生产线的建设。当时气温寒冷，水泥还没流出就冻住了。为此，不得不在旁边加个暖风机配合施工。然而，三星面临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技术封锁。
美国镁光曾表示将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向三星提供较为落后的设计图纸，但后来以偷看文献为借口反悔，并将三星方面人员赶出了镁光。而日本夏普连工厂的面积等基本数据都拒绝提供，三星员工只能通过自己的脑子记住某些细节，类似工厂生产线宽为30步、长为222步等。
为此，一方面韩国政府积极号召海外人才回国建设：后来担任三星信息通讯部长官的陈大济，当时在英尔特工作，在接到三星邀请后，放弃了英特尔的加薪支票，断然回国。另一方面，三星也不断从日本半导体公司高薪挖人，为此，日本NHK还拍了一个关于三星窃取东芝半导体技术、人才的纪录片。
经过努力，终于在1983年底，三星成功研制了64K的DRAM芯片，这个消息震惊了美国和日本。为此，各厂家开始大幅降价打压三星。很快，三星集团出现了亏损。但李秉喆在进入DRAM行业时已经想的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质控、规模取胜的行业，赶超中的亏损不可避免。因此，他带领三星继续建设生产线，256K芯片也随后研制成功。
韩国民众一边对三星的技术突破送来称赞，一边又对其近千亿的亏损高调唱衰。
所幸在1987年，芯片市场回暖，三星以规模和成本快速响应，扭亏为盈。亏损没有压垮三星，病魔却先压垮了李秉喆。1976年李秉喆被检查出胃癌，在日本做了治疗手术恢复了健康。1986年，李秉喆持续高烧导致肺部也发生了病变，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在医院接受一年多化疗后，于1987年11月19日，停止了呼吸。
1979年朴正熙遇刺，随后上任的韩国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仍是朴正熙派系，这几届政府都和三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到1993年时，三星集团已经成为了“大而不倒”的企业，政治各派即使有斗争，也只能对三星伤其毛发却不动其筋骨。因而，李秉喆缔造的三星集团在政府、市场的哺育下，越来越庞大，在“技”的道路上也越来越领先。
05
1987年，李秉喆的三儿子李健熙成为公司的接班人，但此时留给他的只是公司所有权，而运营体系则完全保持了其父亲时的特征，很难调动。于是，李健熙开始对拥有实权的秘书室进行改革，隔三差五便来一次小变动，每次更换为自己人。直至1993年，李健熙一共任命了217名董事，三星集团真正进入了李健熙时代。
对父辈的托孤大臣来一遍清洗，三八线南北的继承者们都深谙中国传统权术，无论是姓李，还是姓金。
地位稳固的李健熙认为三星集团病魔缠身：三星电子癌症晚期，三星重工营养不良，三星建设糖尿病症，综合化学先天畸形，三星物产是先天畸形又癌症晚期，只有三星生命相对经营良好，却有虚假合同。因此，他对三星集团开始了一场“除了妻儿，一切都要变”的改革。
在产品质量上，李健熙也学起海尔张瑞敏砸冰箱的壮举。1994年，三星集团高管及三星电子所有员工都来到了三星电子工厂的操场上。操场中央是堆成小山的无线电话机、传真机、手机等产品。一声令下，10多名员工抡起手中的锤子狠狠地砸了起来，随后一把火将残次品烧尽。这场大火，燃起了员工的斗志，也将品质至上的理念重新灌入公司。
李健熙的改革成效显着，三星集团盈利从1987年的2688亿韩元，上升到了1994年的1万亿韩元，但甜蜜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和三星集团均遭遇重创。整个三星集团亏损22 亿美元，三星电子亏损6.6 亿美元，负债高达160 亿美元，负债率85%，濒临倒闭。在“强力总裁”尹钟龙的领导下，三星裁员30%，出售了120多个非核心资产，负债率到1999年下降到55%，成功渡过危机。
重生的三星，将全部精力扑在了数码产品，先后在国内成立了20多家、海外成立了10余家研究机构，每年都将营业额7%以上资金用于研发，这些资金很快转化为一项项专利和世界第一：从1999年开始，三星成为了专利登记件数最多的十大企业之一，2002年，三星销售额占世界第一的产品比率高达24.5%之多。
其在面板领域的“反周期投资”堪称经典：三星利用液晶行业的低谷期，大量招揽失业的日本工程师，并疯狂扩建生产线。从1990年-1994年，每年亏损1亿美金，到1998年，三星的出货量已据全球第一，另一家韩国公司LG也名列第二，韩国公司在面板行业，彻底打败了日本。
凭借这些“经济战”的胜利，三星在2002年市值超越日本的索尼，完成了对日本最卓越公司的超越。
在半导体领域，三星不仅横扫日本对手，更是凭借着存储芯片，在2017年超越美国Intel，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域的老大。而在韩国国内，也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一个韩国人一生离不开三件事，即死亡、税收和三星。一家私营公司，能够在本国内外建立如此大的影响力，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06
三星的崛起，是一个典型的“贸工技”之路：从进出口贸易起家，积累第一桶金后进军工业，最后坚决拥抱高科技行业，凭借着对研发的疯狂投入，和对行业周期的精准把握，陆续在彩电、面板、芯片、手机等行业逐一击败日本竞争对手，崛起为全球制造业龙头。
从这个角度看，三星对日本对手的经济战成果，要远比大半个世纪前用手枪、匕首和炸药所取得的成果大的多。
1932年4月的那场惊天爆炸，仍然未被遗忘。白川义则当时沾满鲜血的衬衫，现在仍在日本靖国神社里“游就馆”内供奉，而在尹奉吉动手的虹口公园内（现已改名为鲁迅公园），中国人修建了一座占地8500平方米的梅园，用以纪念这位韩国抗日义士，园内一座纪念馆，更是直接取自尹奉吉的字：梅轩。
鲁迅公园，上海，2018年
无论是沿着贸工技之路崛起的三星，还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掷出的炸弹，此国此民的血性和韧劲，令人敬佩和赞叹。
参考资料：
[1].《三星帝国》，于文心，2014年
[2].《三星浴火重生》，金成洪、杨国纲，2005年
[3].《别谋杀你的梦想》，朴恩梦、张美华，2012年
[4].“三星与韩国总统“相爱相杀”60年”，2017年
[5].“三星芯片发展史的启示”，权小星，2018年。
01月07日 1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