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华为根本不是企业，也可能永远成不了企业，依旧未脱草莽之气。
一场与芯片有关的国际贸易制裁事件，让中兴这家企业原形毕露，也让华为占到了前沿阵地。一时间，国内舆论“华为要争口气”，华为要“灭掉”三星和苹果的呼声高涨。
2015年，苹果手中持有现金178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2%，而华为的市值约为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当年苹果在2016年几乎可以仅仅凭现金就可买下接近两个华为。华为要想超越苹果公司，除非苹果公司连续多年对手里的资产进行错误投资，而且苹果iPhone产品线多年出现巨大策略失误导致iPhone产品线巨亏。而且在下一场技术更迭的时候，苹果毫无准备，而华为一举称霸新的技术市场（比如VR，AR）。此外，华为还要确保连续多年投资，研发资金的使用正确，华为并且将思科、爱立信的市场份额挤压到反垄断临界值附近。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不能算自己的时候都用乘法，算别人的时候都用加法，这不科学。
再来看看三星与华为的对比。华为通过电信设备业务来支撑手机等业务的发展，三星同样如此，然而在体量方面三星却是华为的数倍。以三星集团其中之一的三星电子来说，2017年该公司的营收为2240亿美元（约14000亿人民币），净利润501亿美元（3100亿人民币）；华为营收为603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475亿元人民币（各种渠道的统计有出入但大致如此）。
华为以运营商领域从无到有的成功经验，实现了从追赶者到超越者的角色变化，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说过了，也意思不大了。中国市场是现在最活跃的市场，体量巨大，但这个市场并非是没有饱和的一天。华为与苹果比，除了价格，别无优势；华为与三星比，两者都是垂直整合模式，但三星的整合力更强，甚至是成系列的，而且核心部件都握在手里。所以说，华为“灭掉”苹果和三星，唯一能靠的就是“万一”。
从现实的市场来看，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星的表现。2016年的三星note 7爆炸事件跌落神坛许久的三星，2017年以7820万台的销量重新回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对比三星全体高管当时鞠躬谢罪的状况，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说起三星，在许多人的眼中首先会想到的是智能手机、家电等消费类产品，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是，相比于以消费类产品构成的CE、IM事业群，三星研发半导体、量产芯片产品的DS事业预计在2018年一季度营业利润将达到11万亿韩元，占据三星该季度全部利润的七成。
2017年，三星终结了英特尔25年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半导体产业以高附加值著称，产品种类繁多，主要分为集成电路、分立器件、光电子器件和微型传感器等。其中，集成电路（IC）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
根据著名分析公司Gartner的数据，2017年全球半导体行业收入为4197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22%，三星电子以14.6%的市场份额超过英特尔的13.8%，三星成为了全球半导体芯片的霸主。与之对比，中国企业背靠一棵大树好乘凉，好像风风火火，但中兴事件敲响了警钟，人家在进步，我们却停步不前，这不仅仅是真实的市场，更是市场的真实。
三星的起点只是一家小商会（小公司），最早做贸易，贩卖干鱼、蔬菜、水果。60年代涉足制糖、织布、化肥等领域。1969年成立了三星电子，开始生产黑白电视，与中国企业的起步时间差不多，但走的路却大为不同。
三星努力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外国技术，同时在内部全力而成功的消化吸收关键技术，并根据国民的特点进行技术改良。六、七十年代，半导体技术革命引领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三星进入半导体产业，这是当年的集团董事长李秉喆小儿子李健熙的建议，但当时集团高管都反对，李秉喆也很犹豫。曾在美国留学的李健熙认为，韩国资源匮乏，未来将是一个信息科技世界，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产业。
为了获得成功，李健熙先后50多次前往硅谷，引进技术和人才，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资。1983年，历经多年努力，三星的首个芯片工厂在京畿道器兴地区落成，并在投产后很快便开始量产64位芯片。很快，三星开发了256位芯片、486位芯片，并正式进入全球芯片市场的竞争中。仅仅时隔10年，三星的量产芯片市场份额直逼日本。
如今从全球来看，三星电子在全球量产芯片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并在销售额及营业利润两个指标上双双超过美国英特尔等竞争对手，高居芯片产业的龙头位置。
华为的问题在哪里呢？技术的问题不谈了，ASML公司有种设备叫光刻机，EUV单台售价就超过一亿美元，与涡扇发动机并称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珠，而三星就是ASML的股东之一，每年投资数亿美元供其研究。搞半导体芯片的台积电和英特尔也是股东，CPU行业的特点是设计门槛低，制造门槛高，中国最沉重的产业经验就是，玩票式的搞产业终究还是不行的。
对于华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华为根本不是企业，也可能永远成不了企业，依旧未脱草莽之气。企业是一种社会组织，企业大了，成功了，最大的标志就是正面的社会影响，正面的社会定义，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和义务，不是仅仅赚钱、做生意这么简单。还有一点就是，华为始终不是世界市场的主流，受到瓦森纳协议的约束。这个协议有33个国家签署，主要就是管制敏感性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输往朝鲜和伊拉克等国家，中国有机会参与但实际没有参与，最后没有成为缔约国，但却受到瓦森纳协议的审核限制。
在这些方面，我们自作聪明的政策还有不少，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要面对改革的挑战。华为今后的道路还长，现在对华为而言，根本不是“做多大”的问题，而是面对风险，能否有效应对未来风险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陈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多所中国大学的教授及博士后导师。)
01月07日 1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