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报记者/卢晓
与此同时,深圳的土地租金成本、用工成本、融资成本都随之水涨船高,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势在必行,在这种背景之下,深圳包括手机制造在内的劳动密集型的电子制造业开始向外转移。
重庆南岸区百立丰所在地
中国内地省市无疑是深圳手机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方向,而其中重庆直辖市由于占据得天独厚优势条件而成为不少知名手机厂商的迁移方向。从目前整个手机行业西迁的态势看来,重庆已经呈现出下一个手机产业经济圈的雏形。作为即将成为继深圳之后的中国手机产业圈“后起之秀”,重庆有哪些经验可以从“前辈”深圳借鉴的呢?
借政策之力,为手机企业“保驾护航”
从深圳手机产业一路走来的成功历程中看,绝对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扶持。它与改革开放政策密切相关,同时加之深圳依靠临近香港的地缘优势,在潮流把握和元器件供应链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政策大事件方面,2007年,国务院下令决定取消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核准,这意味着自2004年实施的手机核准制正式取消。随即,在当年的10月,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又在深圳专门设立南方手机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快捷、高质量的手机测试认证和相关技术服务。
一系列组合拳进一步加速了新镇手机新品的上市步伐。从2008年开始,为了延续手机之都的辉煌,深圳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服务机构、会展公司、手机企业界也开始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在当时大好政策背景之下,一时间深圳前赴后继涌现一大批手机新军:欧信、友利通、港利通、新中桥、国宏、高新奇。从全国各地迁前往深圳的创业大军也蔚为壮观,共同为深圳如今举世瞩目的手机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在深圳手机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的推动力量不可小觑。同样,重庆在打造西南地区重要的手机经济圈方面,也离不开政策的推动力量。
据笔者了解到,自2010年以来,重庆市南岸区已经先后引进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重庆电信研究院)、中国泰尔实验室技术鉴定中心重庆代理处。其中,前者是国家级的通信产品检测认证权威机构,可为重庆造手机提供质量检测服务,后者专门在重庆开展移动电话机、固定电话机质量争议技术鉴定服务。
重庆vivo基地
此外,南岸区政府还与重庆电信研究院、重庆市经信委合作,共同组建起了信息产业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为入驻该区的手机生产企业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并与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大学和中电科第24研究所等高校、研究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手机生产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支撑服务。
可见,在为手机产业“保驾护航”方面,包括重庆市政府在内的多个机构或组织已经表现出了很好的前瞻性和行动力。
另外, 重庆又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今后的战略地位上,又一轮“乘政策之风”的优势会更加凸显。
走集群化发展战略,汇聚大量优秀企业
时至今日,哪怕是行业外的人都知道,“做手机,到深圳!”,这似乎已经被行业内外普遍默认了。据统计,仅仅在深圳南山区就拥有上千家手机及相关企业。深圳已成为全国手机产业最主要的总部基地、研发中心、检测中心和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的核心地带,整个产业链非常完整。在深圳这个不足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拥有了华为、中兴 、宇龙酷派、康佳、创维、TCL、万利达等20余家知名手机品牌企业。
由此可见,在建立手机产业链方面,深圳走的是集群化路线。而重庆同样也在重点部署这方面的发展路子。据重庆市南岸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俊对媒体提到:“作为重庆重要的手机产业基地,南岸区、经开区着力构建集品牌整机、方案设计、核心零部件、代工生产、供应链体系一体化终端产业集群。”
由此可见,重庆走的是“整机+配套”集群化发展路线。据统计,目前,重庆已拥有规上手机整机企业80余家,手机配套企业180余家,初步形成了覆盖整机、摄像头、主板等零部件生产以及产品检测、供应链服务为一体的手机产业。手机生产企业分布在包括南岸、潼南、渝北、九龙坡、巴南、长寿、綦江、大足等多个区县。
7月26日,国内知名手机品牌维沃在重庆的生产基地项目正式竣工投产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在笔记本电脑行业已经流出“全世界每三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重庆造”的形象描述。而重庆笔记本电脑走的正是产业集群的路线。不难推测,重庆这种笔记本电脑的集群化发展思路定也会在手机集群化发展中起到经验的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在打造西部手机重镇的征途中,重庆已经在做的或者正在部署的都或多或少跟深圳“手机之都”的发展之路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同时也应该注重因地制宜,利用自身的优势,更应该吸取“前辈”的教训,尤其是在品牌和技术产权等方面做得更好。成功做到以上,相信“中国西部的手机之都”,甚至是世界下一个手机之都,重庆的明天都有实力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