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朋友说,正是这种集权与威权的方式,让三星的整个组织,隆兴的时候可以迅速蹿升,因为它的执行力异常强大,停滞、平庸、甚至低迷的时候,则暗流涌动,病灶丛生,因为整个免疫系统都可能出了问题。
(一)
聚光灯打在主席台正中,一张桌子,一个座椅,一个话筒,一个男人,显得宽阔的主席台有些空荡。台下是富丽堂皇的会议厅,全部是衣着正式的男男女女,这是三星某次内部大会,非常正式的Kick-off会。
台上的男人很自然地点燃了一支烟,吸入一口,继续他高屋建瓴的战略训示。在烟雾的缥缈中,在他拿着烟的挥动着,他的状态也越来越轻松,话语越发地霸气十足、掷地有声。
这会场中最值得玩味的,正是那支随领导有力之手上下飞舞的烟。因为人物会变,场景会变,不变的只有那支烟。
在三星,任何正式的工作场合,都不会发生大家集体抽烟、云雾缭绕的情况。而只会有一个人抽烟,那个人正是在场的职位或者地位最高的那个人。更加有意思的是,除了极少不抽烟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人会放弃这个不成文的权力。仿佛这就是进行权力的宣示。不要笑,这不是笑话,这是真实的场景和经历。
这看似荒谬的“现象级”场景,近乎行为艺术,折射出来的却是三星实实在在的企业文化和治理方式——威权——以李健熙家族为核心的、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权体制。
美艳动人明星拍的广告、设计新潮充斥市场的明星产品、登上权威期刊的明星经理人,再加上专家学者的各种吹捧,在过去这十几年里,三星结结实实地被打造成了万人景仰的明星公司,甚至是众多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们崇拜和意图模仿的对象。而当你真正透过这些浮华炫丽的表象去一窥究竟,你会发现一个全然不同、出乎意料的三星。
(二)
说三星的治理方式是威权,而且是带有浓厚封建专制色彩的威权体制,这可能么?他们真的能做到么?又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无论主观意愿如何,毕竟这是一个庞然巨物,其中的旗舰级公司——如三星电子——已经是上市的公众公司。而由于其体量巨大,李氏家族无论在三星电子还是整个三星集团所拥有的股份已然很少。据不完全统计,李氏家族在整个三星集团所占股份不及2%,以区区2%的股份就能操控这个庞然巨物?
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做到了。
即便仅仅是从股权上,他们就已经用这大约2%的股份控制了整个三星集团。关于股权控制,这并不需我们在此进行详述,度娘就能大致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三星是非常典型的韩国财阀企业,有着非常复杂的交叉持股、循环出资的设计安排。
这种特殊的财阀体制早已饱受韩国公众的诟病,历届韩国政府也都言之灼灼要打击财阀,然而迄今为止起起伏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至于是否是因为对三星接近韩国20%GDP的庞大营收投鼠忌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毕竟,替穷人说话帮富人办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韩国当然不可能免俗。
在此,我们只需要看一些简单事实,虽然李氏家族在整个三星集团占有的股份很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一些关键节点拥有绝对统治性的力量。
比如,爱宝乐园。爱宝乐园可不能只看它的名字,它远不止一个游乐场那么简单。它甚至也不仅仅只是持有三星电子7.6%的股份那么简单,它同时还承担着整个三星集团的融资、再融资业务。目前太子爷李在镕是爱宝乐园的第一大股东,拥有25%的股份,再加上其妹和李健熙本人,李家名义上就已经持有爱宝乐园37%以上的股份。其余股份则被与李氏家族过从甚密的其他财阀家族持有,其性质和代持并无两样。李家控股的爱宝乐园以其持有的集团各子公司股份再加上控制了整个集团的融资、再融资业务,实质上已经是整个三星集团的控股公司。
其次,你以为李氏家族只是和一般的亚洲家族企业一样,只是简单控制表决权吗?太天真。他们还控制着实实在在的现金流。
在三星工作,是有一些不因地区、业务、平台和人事而异的红线的。比如无论你在哪个分公司负责什么业务,你可以伤害任何人、任何部门的利益,但是你绝对不能动三星广告(在韩国叫第一企划)的奶酪。
有一位通过猎头空降到三星的职业经理人,初来乍到,发现自己管理的部门连发给代理商的产品彩页都不够。虽然本部门以及运营平台都有Marketing,北京总部也有Marketing,但自己连区区的彩页都不能印刷,而必须要通过另外一家集团子公司三星广告的中介,三星广告给的价格直接和市场价差了一个数量级。这还只是一个彩页,各种Marketing执行,各种线上线下的广告、Event,那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这位不明就里的空降兵,做了点毫无私心的小调整。然后他就悲催地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直到有人发善心提点了一下——你怎么能动李家自己的买卖呢?
大凡真正在这类大公司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辛苦给公司挣钱的人很可能只是苦力,而舒舒服服给公司花钱的才是小主。李家倒好,直接单起一个炉灶,帮集团所有子公司花钱,把最丰腴肥厚的一块儿给弄成了自留地,不能不说太高明了,但也太露骨了。
这个其实不算精妙但非常实用的设计让三星众多公司的Marketing部门成了非常尴尬的存在。可想而知,如果单单一个Marketing就做到这样登峰造极和露骨,那么集团内其他证券、保险等拥有高超财技的金融机构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不过,这里我们并不好胡思乱想。
除了控股,控制最实惠的现金,李家还有一条暗线,就是神秘的“室”。
“室”有过很多名字,秘书室,战略企划室,甚至曾经假模三道地作势要取消过。然而,它一直都在,一直都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室”,是权力不可一世的“室”。
从功能上,它既是参谋本部,也是特务情报局,既是组织部,也是监察部,既是财政部,也是发改委。说到参谋部,顺便提一句,韩国概念的财团秘书室,其本身源流就来自日本,有很浓厚的二战时期日本关东军的参谋组织的味道。通过这个完全服务于家族的秘书室,李家得以将其掌控力深入集团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关键的人事安排。可以说小到一个部长的任免,李家都能有效管理,因为已经有大量的人力将详细的人员考察功课做好了,无论是其个人能力还是未来发展、家庭情况以及更重要的裙带利害关系,堪比天朝的政审。是的,部长本身在三星不是什么高级职位,但却很重要。因为再向前跨一步就往常务、专务去了,而那是本质的区别。其区别之大远比几十年前天朝的普通职工和脱产干部的区别大得多。篇幅有限,对于在三星集团内权力无远弗届的“室”,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企业文化的深刻影响就不深入剖析了,大家多少也能想象出来。
垄断了控股表决权,掌握了实惠的现金流,更加管住了人事任免权。想不集权也很难,不是威权也是威权。
(三)
行文至此,要说说目前让三星焦头烂额的手机爆炸事件有关的。以上说的林林总总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手机爆炸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更不是出于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用心。然而出于两个原因,个人认为从这个视角,切入今天炸机的三星,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三星这样自上而下的集权、威权治理模式,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个人,还是一项事业,抑或整个组织,隆兴的时候可以迅速蹿升,一片繁华着锦,烈火烹油,因为这样的体制执行力非常高,能一气贯通,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儿。但在停滞、平庸、甚至低迷的时候,则暗流涌动,病灶丛生,因为整个免疫系统都可能出了问题。也由于这样的体制的压制,平时不出事,一出事必是大事。
拿三星第一个登顶全球的业务平板电视来说,正是三星的一意孤行,导致了它的巨大成功。而反观日本诸多技术实力甚至更强的竞争对手,内部战略分歧严重,犹豫不决;外部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最终导致彻底败北。
而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三星也有着超乎寻常的优异表现。97年亚洲金融风暴,除了大刀阔斧的经营革新,三星更是全面紧缩,连从招商局买来的北京总部大楼都迅速卖回给了招商局以回笼资金。08年金融危机,三星迅速将众多法人分支机构降级为连发票都不能开的非法人机构,减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说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像三星这样的巨型公司来说这并不容易,无数的先例说明,大多数公司非得拖到于事无补甚至破产清盘的境地才有这样的觉悟,而三星至今表现一直很好,未有昏招。
辩证的来说,这十几年,在这样的体制下,取得了多少成功,就一定积累了多少问题,因为它天然就不具备自我修正的基因。
其次,三星目前整个事业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节点。在其集团旗舰公司三星电子中,三星手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曾一度达到全部利润的90%左右,风光一时无两。然而这样严重失衡的风光本身就是巨大的危机,即便没有此次的爆炸事件,三星手机的市场份额也早已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挤压,在重要的中国市场,其市场占有率一度跌出前五,在此次爆炸事件的持续发酵下,跌出前六毫不为奇。虽然三星也在尝试发力新的业务,比如进军医疗设备。然而在这个欧美日公司技术、标准和市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行业,三星能有多大的作为?需要多久才能有所作为?对整个集团又能贡献几何?只有天知道。
任何事业,最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说到底都是人。说到人,就不能不提三星在过去这段灿烂辉煌时期最耀眼的明星经理人,崔志成。崔志成就是带领三星平板电视业务打败日本竞争对手雄踞第一的实际操盘人,被誉为市场奇才。后在06~07财年手机业务受挫之时,火线驰援数码产品事业群,使得整个业务扭亏为盈,将手机业务带入辉煌,并于2009年荣升CEO。可惜好景不长,2012年即下课,改为执掌所谓的未来战略,开始养老。莫非,崔志成就是一个缩影,就是三星快速从平庸到辉煌再到暗淡的直接见证人和采样标本?
说到人,更不能不提李家父子。李健熙于2014年5月便重病入院,至今未有明显改善的消息。如此,距离太子李在镕正式登基应该不会太久。一代创始人李秉哲成长、创业于日据时代,二代壮大事业者李健熙出生于日据时代,父子二人都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富三代李在镕,日本庆应义塾MBA,美国哈佛博士,生在新社会,长在民主中,连小孩进入精英学校都要以单亲家庭弱势儿童为借口,虽然惺惺作态,起码总还得作。
如果说前两次三星的危机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这次危机则归根到底是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外部,还有韩国民众、政府对财阀体制的谴责,对交叉持股、循环出资的审查和限制。一边是表面的事业危机,一边是深层的体制陷阱,左边酷暑,右边寒冬。
受命于危难的太子李在镕,他能理解父辈的江山么?如果他能理解,他要如何修补今日的残破?如果他不认可,商学院是否教会了他如何走向共和?他,会将三星带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