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重大税制改革,剑指统一全国市场

在当下的印度,最能集中反映印度市场分裂性的制度,便是印度的税制。
印度重大税制改革,剑指统一全国市场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世界市场或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如WTO,区域性的联盟组织如东盟、欧盟都致力于全球或区域统一市场的建设形成。在国际投资贸易的活动中,对于投资地国家的市场是否具备整体性、统一性,这已成为对投资地国家投资环境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度的市场没有完整的统一性,而是呈现更多的地方性的碎片化,那么对于投资客而言,落地项目必将面临易于陷入地方差别盲点、跨区连锁扩张受阻、货物流通成本增加等非预见的困境。

  印度是当今世界投资热点的国度之一,因其《宪法》明文规定印度是联邦的单一制国家,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印度的全国市场具有统一性。由于印度自九十年代才全面开始改革开放,所以对外界而言,对这个神秘国度的把握信息是极度不对称的。尤其是对于大多中资企业投资印度而言,对于前期市场调研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纵使有较为粗糙的市场调研报告,但对于印度市场的统一性因素也不曾或着墨不多地浅尝辄止。相反,很多走马观花式的只注重形式表象的市场调研报告,经常是误导性地判断印度是一个完整的全国性统一市场。

  无论从印度的历史脉络考察,还是从印度现有的国家制度分析,或是社会实情着眼,印度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都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短板的制约因素:

  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统治,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处于被外族征服或反征服的四分五裂状态。直至1700年,英国在加尔各答设立东印度公司开始殖民印度之前,印度版图上割据着一百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小王国、土蕃等地方独立的统治力量。纵使在嗣后180多年的英国人“统一工程”的努力下,印度也没有呈现中国那样整合性的“统一国家、统一民族”的文化或政治样貌,除了其铁路系统的全国一张网。

  1950年,印度的建国是建立在一批政治文化精英和资本封建贵族相互妥协、继受过往、将就当下的基础上,因为缺少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打破重来”的革命暴力,所以印度在政治架构上就落下了“中央薄弱、地方强大、封建势力盘根、尊重传统惯例”的病根子。近两百个大大小小的地方聚居民族,一千多个地方政党,地方官方语言和地方自编教材等这些客观因素都在无形地割裂印度的政治力量和经济版图。印度最高最大政治决策力量,也最能表现印度政治统一的机构的人民院,其40岁以下的议员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世袭继受”。另一个能窥视印度政治力量地方性的例子便是媒体报道的,其议员黑板成员占三成。当我团队的印度资深律师笃定地认为他们邦的议员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涉嫌谋杀等重大刑事犯罪时,我就不怀疑这些媒体报道了。这也意味着印度的盘踞地方的封建家族势力、黑社会势力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印度政治经济,严重削弱中央的集权整合。

  印度是典型的民主宪政国家,根据印度《宪法》,中央政府保留90多个立法权,地方享有60多个立法权,地方与中央共享的立法权40多个。虽然印度有全国统一的《公司法》、《合同法》等,但地方保留的立法权仍然可以制定出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不同罪名的刑法实体内容,例如不同的邦对屠宰牛、饮酒的行为是否入罪、如何入罪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定。也因地方或宗教差异而导致了印度至今没有统一的《民法典》,例如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规定,德里与其毗邻的哈里亚纳邦对同样性质的土地就有着90年、99年、永久使用的不同界定。这些立法权的地方性和差异性,无法让外界快速明了地熟悉错综复杂的游戏规则,也必然成为横亘在印度全国统一市场上的个个拦路虎。例如,涉及地方财政的税制改革的法律属于中央和邦共享的立法权,一个税制改革的法案纵使国家议会通过了,但仍然要获得50%以上的邦议会的批准才能在全国生效执行。

  上述历史文化背景影响、政治制度设计运作、宪政立法分权等对印度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有着极大的破坏性或消极面,但也许这些因素都只是理论性或间接性。在当下的印度,最能集中反映印度市场分裂性的制度,便是印度的税制。印度的税收分为中央、邦和地方三级。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2014亚太地区税收复杂度调查》显示,印度的税收体系在亚太地区最为复杂。因地方立法权的独立性导致了地方税收名目繁多,仅就邦与邦之间的跨邦货物的流通,需征收2%的“入市税”一项就足以梗阻全国一盘棋的货物流通贸易和快速物流体系的建立。令外资企业最头疼的问题是复杂的税收体系。印度的29邦都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和议会,对辖区内的商品、服务实施不同的税率和税法。在印度各邦的边界都可以看到排着长龙的运输车辆等待“邦海关”逐个盘查是否缴纳了本邦的税,当然这些“通关”的权力寻租,又是造成外资企业与本国企业的另一种“区别对待”。据印度交通部的一份调查显示,印度卡车四分之一的时间都浪费在这种“通关”上。一辆卡车从印度南部到北部,需要在不同关卡通过至少5种不同税率的各类税费的支付程序。

  2008年,前政府总理辛格提出在两年内实施统一的GST(Goods&ServiceTax,商品与服务税)增值税税率计算法,但仅由于地方政府阻力太大,无疾而终。莫迪政府上台伊始就雄心勃勃地试图推动GST这项自1947年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印度学者Deepak认为:“GST对于印度经济和改革来说,将是革命性的一步!“GST将把印度的市场和经济统一在一个税法之下,打破现在不同省邦之间的物理界限。GST将带动印度GDP增速提高约2个百分点。有很多税是被中央和地方重复征收的,税种纷繁复杂,有消费税、服务税、销售税、增值税、邦过境税等等,税种税率各异。”

  “GST将消除这些差异和混乱”,印度研究机构ObserverResearchFoundation副主席SamirSara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GST针对消费环节征税,只有商品被消费时,才会征收税款,并且在印度全国实行统一的税率。GST实行后,印度自1947年开始实行的间接税将被废除,之前的税种将被取消,包括:中央政府颁布的核心消费税、附加消费税、服务税,邦政府颁布的增值税、过境税、购买税等。

  吸引海外投资,促进国内市场流通,提升“印度制造”,这是莫迪政府发展印度经济的政策主轴。而这项税制的改革,其主要功用在于统一全国市场,以利于吸引海外投资和促进国内市场流通。如若要推动GST法案的通过与生效落地,那么获得反对党和各邦地方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必须攻坚的堡垒。为此宏图,莫迪使出了“谦卑有加地上门拜访反对党”、“大幅度提升地方税收的分成”等浑身解数。虽然此项税制改革似乎在印度国内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共识呼声,但在过度分权的印度政治体制下,这项制度是否能顺利落地,各分析人士都抱着审慎的乐观态度。无论最终,这项税制改革成功与否,但这个过程彰显出了印度社会的有识之士对“统一的印度、统一的市场”有着极为强烈的渴望。(来源:廊桥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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