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及商业模式角度看，高通(75.83, -0.27, -0.35%)无疑是全球技术类公司的典范，但从商业运营来说，高通模式却屡屡被披上一层垄断原罪。

业内人士认为，高通的技术和芯片研发、支持、销售公司，与高通负责技术授权于收费的经营实体，是矛盾的两面。一个彬彬有礼服务周到，一个面色冰冷不讲人情。

事实上，“高通模式”在市场上一直以来都不是纯粹的中性词。推崇者将之视为商业史上技术类公司能够达到的新高峰；反对者则直接冠之以“专利流氓”，大肆诋毁质疑。

技术开发和授权模式备受争议

世界范围看，以技术开发和授权为主业的公司，在研发投入上的努力以及新技术普及应用的推进作用不可估量，甚至成为推动社会技术进步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在技术成熟阶段，其基于此模式的盈利模式往往能够通过专利墙敛取暴利，并常会出现巨额利益驱使下的滥用流氓行为。

高通早期发展并非一帆风顺。CDMA技术体系提出之时曾险些夭折，它被一些专家教授认为“不符合物理学规律”。高通一方面依靠研究，一方面在无数场合奔走游说，使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相信CDMA的巨大价值。

直到2000年后，在韩国市场的初步成功使得CDMA成为一个广受认可的技术体系，高通也借此挺入芯片领域，在2G和3G时代引领了整个移动通信市场的繁荣。此外4G来临之前，高通在2005年收购到了Flarion科技公司获得了近300项OFDMA基础专利，2012年再次拿下DesignArt进一步巩固了在4G市场的地位。

而这背后，高通则是一路过关斩将地解决了无数问题：高通标准化组织、影响全球无线电频谱的政治因素、知识产权问题、棘手的射频干扰、供应链问题……

不得不说，高通为了实现在移动通信标准和技术的领导者位置，极具战略眼光和执行力，并付出了巨大的投入。但当这种技术优势尤其是核心专利垄断成为利润来源的主体时，却常常会破坏脆弱的产业生态，所以近年来各国政府都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控。

早在2009年7月23日，韩国反垄断部门向美国高通公司开出了一张金额高达2.08亿美元的罚单，并要求这家手机芯片制造商停止其具有歧视性质的牌照发放方式。

许昆林也在采访中表示，发改委曾就关于制止滥用知识产权的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过交流，“有关国家也给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在关注‘专利流氓公司’，就是有些公司在知识产权拥有之后，滥用专利实行歧视性的价格或者收取不合理的歧视性高额费用。”

高通公司CEO莫伦科夫在7月24日被问到反垄断问题时惯例性选择了回避。他表示“高通在10年前已经开始LTE相关技术的研发，总研发费用超过100亿美元。高通愿意支持中国政府扶持本土芯片产业的举措。”

强大研发实力下的冲击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高通的相关行为已影响到我国相关产业发展。

根据年报，2013年高通公司的芯片和许可费收入共计243亿美元，其中49%(即120亿美元)来自中国。具体来看，其许可业务营收占总收入的30%，但许可业务税前利润却高达88%，为66亿美元，占到高通总利润的近70%。

高通将其巨额许可利润补贴芯片产品研发，强化其芯片技术领先优势，同时把其芯片利润率控制在相对较低水平，以挤压竞争对手利润空间和研发投入。2013年高通研发投入达49.6亿美元，是其主要竞争对手联发科研发投入7.6亿美元的6.5倍。

记者注意到，根据《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我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经费投入为1064.8亿元人民币，按6.22的汇率计算折合约为171亿美元。以此为标准，高通的研发投入约占到我国计算机、通信及电子制造业总研发投入的30%。

由于长期对高通芯片的依赖和专利许可模式，我国手机及终端芯片产业绝大部分盈利状况堪忧。

根据第三方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华为、中兴和联想的手机利润率分别仅为1.2%、-0.3%和0.4%，均值不足0.5%。相比而言，中国手机企业需要按照高通单方宣布的专利许可费率，将手机零售价的5%交给高通。该费率水平远远高于我国终端企业的利润水平，对企业的成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在采访中，有数位公司高管直言，若高通涉嫌垄断地位和商业模式不打破，我国手机和终端芯片产业自主知识产权无法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