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邀请下，加西先后出任苹果公司的产品部门总监和公司总裁，负责苹果的工程和制造业务。刚上任之际，加西决定在公司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作两天，亲自考察苹果生产制造其产品的方式。

 

　　众所周知，如今iPhone手机包装盒上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由加利福尼亚州苹果公司设计，于中国组装。”（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这段文字背后，离不开加西当年的体验：他在工厂参与了麦金塔电脑显示器的组装，然后把芯片插入计算机主板。

 

　　在苹果宣布拟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新建一个大型园区（该新园区可新增15000个就业机会，但预期无一岗位与生产制造有关）之后，回顾一番上世纪八十年代苹果曾经打算在硅谷塑造高级制造产业的野心，很有必要。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始终对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传统与底特律的原始大规模汽车制造，以及诸如索尼等日本企业的高品质国内制造能力无比着迷。尽管乔布斯成就累累，但试图在加州复制这两种模式中的任意一种，却是他为数不多的失败之一。

　　加州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摄于1980年9月22日。

 

　　1983年，乔布斯下令建造了一座当时最先进的工厂，以生产新款麦金塔电脑。这座工厂位于旧金山湾区苹果总部的对面。早期参观过工厂的记者们被告知，工厂十分先进，其工厂劳动力占到生产麦金塔电脑成本的2%。

 

　　“史蒂夫对日本的制造流程崇拜至极，”兰迪·贝特（Randy Battat）回忆道，“日本人被称为制造业的巫师。我们的计划是打造一个能够及时交付零缺陷部件的工厂。但是这并不十分商业理念。”贝特年轻时加入苹果担任电气工程师，随后负责推出了公司部分初代便携式电脑。

 

　　等加西来到苹果的制造工厂时，乔布斯已经被迫离开公司多年。这时候加西发现，制造业的实际情况与乔布斯最初的梦想大相径庭。

 

　　“我很尴尬地拿着螺丝刀将显示器安装到电脑面板上，”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加西回忆说。在轮班结束后，加西拿起一把扫帚把从生产线上掉落的零件打扫干净。谈及那一特别敷衍的流程时，加西表示：“实在丢脸。”
 

　　苹果在加州的麦金塔电脑制造工厂仅维持了八年时间，摄于1984年3月5日。

 

　　最终，这座麦金塔工厂在1992年关闭，部分原因在于它从未能实现乔布斯曾设想的产量——他所预期的苹果电脑销售量飞跃时代还未到来。

 

　　因此，硅谷的成功标准忽而变成了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开发遍布全球的供应链，并充分利用低成本劳动力和宽松的环境监管规定。

 

　　针对该国的高科技核心地带，加西指出：“我们缺乏制造文化，也就是我们缺乏制造业的基础、学校教育、学徒和分包商等等。”

 

　　但是，当时的乔布斯还没有想那么多。

 

　　1990年，在距离建造了最初的苹果电脑工厂的1.5英里外，他又斥资1000万美元建造了另一个工厂来生产新公司NeXT Inc.推出的个人工作站。与早期的麦金塔多舛命运相似，NeXT机器的产量也没能支撑起硅谷工厂的运作。
 

　　NeXT的制造工厂，采用了机器设备；但与苹果的工厂一样，亦未能长久，摄于1990年12月7日。

 

　　这一次的失败终于让乔布斯吸取了教训。1997年他回到苹果。第二年，他聘请蒂姆·库克（Tim Cook）担任苹果的全球运营高级副总裁。库克深谙全球制造供应链之道，先后就职于IBM的个人电脑业务部门和康柏的计算机部门。

 

　　和硅谷的许多公司一样，苹果很早就开始外包制造业。上世纪七十年代，硅谷形成后不久，诸如半导体芯片封装工艺等劳动密集型组装产业便已移到亚洲各国，从而逐步降低劳动力成本。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这一外包趋势愈加明显。

 

　　“我刚入行那会，经常去日本出差，”苹果的iPod和iPhone硬件设计师之一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说，“接着，我开始去韩国出差，然后去中国台湾，再是去中国大陆。”

 

　　今天，随着电子制造业在全球遍地开花创造无数就业机会，硅谷的制造劳动力仍旧相对较少。而这少部分仍旧在硅谷完成的制造业务，大部分也是由侧重快速周转的原型系统的专业合同公司完成。

 

　　现如今的挑战是，为大众市场生产大量产品需要庞大的制造生态系统，而这一生态系统早已大量转移至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单就一家iPhone设备生产工厂内，就有45万工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安德鲁·哈格顿（Andrew Hargadon）还是苹果的“Macintosh Powerbook Duo”便捷式计算机的产品设计师时，这一制造生态系统已经转移至亚洲。他的工作包括与复杂的供应商网络打交道。
 

　　时任NeXT CEO的乔布斯在纽约贾维茨会议中心召开的Unix Expo大会上发言，摄于1991年10月30日。

 

　　“因为这些复杂的网络，你很难把制造业转回国内。如果一定要这么做，你只能把整个社区搬回来，”如今已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管理研究生院的技术管理教授的哈格顿说道。

 

　　2009年，乔布斯健康恶化不得不离开公司一阵时，他任命库克担任公司未来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任命是对硅谷本质以及硅谷的成熟计算机行业图景的最好声明。在加利福尼亚州大规模生产制造计算机的梦想基本宣告破灭。

 

　　在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不少人认为制造业转移意味着对硅谷宣判死刑。

 

　　“当我开始做研究时，我先从观察那些搬到美国其他低成本制造地区的芯片公司着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主任、兼硅谷成功早期分析书籍《区域优势》的作者安娜丽·萨克森宁（AnnaLee Saxenian）说，“这些公司的高管告诉我，硅谷没有未来，因为那里成本太高了。所以我写了这本书，因为我想向大家解释‘为什么硅谷与众不同’。”

 

　　事实上，制造业的转移并没有扼杀硅谷；相反，这里成为了全球领先的行业与软件设计中心。并且，与底特律在上世纪中期流行的汽车制造模式不同，在硅谷，中产阶级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但却聚集了大量上层白领唾手可得的财富。小时工时常通勤100多英里来到硅谷完成他们的后勤工作，10万美元一辆的特斯拉在这里随处可见。在乔布斯那两座时运不济的工厂所在地弗利蒙特，住房中间价格如今高达110万美元。(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