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悦祺 深圳报道
导读
2017年,深圳工业设计产值近百亿元,实现两位数增长,而这一产业链创造的经济价值逾千亿元,工业设计强大的经济效益创造能力已明显显现。
深圳,是见证变化最好的地方。
四年前,香港青年陈锋明和他的几个同学来到深圳,在中芬设计园租下一间很小的办公室,2015年10月成立了深圳市格外设计经营有限公司,开始创业。如今,他们已经拥有约80名设计师,在中芬设计园租下两层办公室,获得德国红点至尊奖、IF、美国IDEA、日本GOOD DESIGN,比利时PENTAWARD等国内外知名设计奖项超过120项,成为国内最短时间获奖最多的设计团队,完成了一百多个项目。
四年前,从洛可可离职创业的魏民,与同样离开洛可可的张九州、经超一起成立了深圳市佳简几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当年,他们在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上,只能将自己设计的产品寄存在别人的展位上。如今,佳简几何客户遍布全球3大洲、全国24个城市,团队获得德国红点奖、IF等国际大奖40余项。
在11月举办的第六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上,陈锋明和魏民都拥有了独立的展位,展品丰富。
全国工业设计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封昌红在大会致辞中指出,“回顾早期的设计行业,是在硬件堆叠上长起来的,是在华强北繁荣期成长起来的。站在井底,熟练地做着外观,远离商业,是温室也是泥沼。唯一的出路就是国际化。”
这一段话,恰似为深圳工业设计做了完美的注脚。峰会演讲台上来自各国的资深设计师与展厅中诸如陈锋明、魏民这样年轻的设计师群形成鲜明对比。
“年轻的设计师已经变成了设计的企业家,这个是我最自豪的。”封昌红觉得,中国的年青一代的设计师通过展会成长起来了。深圳的工业设计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实际上就是年轻人往上走了,但是世界的水平并没有往上走得更远。
更多年轻人希望能够跻身世界的舞台。在哈特穆特·艾斯林格、拉夫·威格曼、保罗·科恩等世界级的工业设计大师面前,一位年轻的设计师勇敢提问,“我如何才能成为你们?”
追赶的身影
在魏民看来,每年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都是一次年度考试,他们希望给中国设计交出亮眼成绩单。
纵观世界工业设计大奖,所属地在德国、美国、意大利、芬兰、日本等。中国工业设计思维形成较晚,不少地方还处于萌芽阶段,在一开始更不会有这样国际化的展会。
2011年,封昌红亲自带队走进“伦敦百分百设计展”,那是中国设计一次零的突破。因为那个被誉为“设计风向标”的展览,以前从来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出去之后,才发现原来世界比我高出这么多。”
2013年,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的德国iF设计大奖首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海外展厅落户在了深圳。
2016年,封昌红把美国MIT FabLab引到中国,在深圳举办了第12届FabLab年会,国际创客齐聚深圳。也是这一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Fab Lab创始人尼尔·哥申菲尔德(Neil Gershenfeld)教授发现深圳是全球范围内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复制的全产业链电子信息的生态链城市。
一路走来,到这一年,SIDA(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已成立10年,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走到第六届,也越来越接近成为世界工业设计风向标的愿景,对世界工业设计有所贡献。
2015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ICSID)正式改名为国际设计组织(WDO),同时发布了工业设计的最新定义。
2014年,第三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时封昌红向ICSID时任秘书长建议,工业设计定义要改了。在数字化革命、信息化的革命时代,已经不是传统定义中的批量生产时代。未来一定是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才是制造业的明天。
“后来,他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将在全球范围内向100个会员单位征集工业设计新的定义。”封昌红说,后来的第五届和今年的第六届展会,他们都说很受启发,甚至深圳更加领先了。因为这里有应用市场和人口红利。
深圳的工业设计发展与这里的电子信息产业密不可分,深圳拥有发展工业设计最优质的土壤,华强北几乎聚集了全产业链供应商。
2017年,深圳工业设计产值达83亿元,同比增长20.3%,创造经济价值逾千亿元,工业设计强大的经济效益创造能力十分显著。
在今年举办的第65届德国iF设计大奖角逐中,全球1218项获奖作品中,中国占据587项,其中,深圳设计获奖数再创新高,以198项领跑全国,占比34%。
这与深圳在科技市场的投入增大、在国际上的地位日渐崛起有密切关系。科技公司开始重视工业设计的植入,同时,中国设计公司在国际也初露头角,吸引欧美科技巨头来到中国,找中国的设计公司进行产品策略和产品设计。国际顶级设计大师的分公司中也有不少已经落户深圳中芬设计园。
重新定义华强北
原创设计与抄袭山寨往往形影不离。深圳这座被贴上“山寨之都”标签的城市,现在要做“设计之都”。
华强北是山寨手机的著名发源地,但随着品牌手机的发展,山寨机的利润越来越低,渐渐没有了市场和生命力。创客的进入,开启了华强北从无人机、机器人、智能平衡车、智能台灯、3D打印机,到智能手环/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智能硬件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山寨褪色,设计萌芽。
“我觉得华强北是深圳工业设计的启蒙老师,扮演了‘非常’发源地和启蒙重要作用的一个地方,唤醒又是在华强北。”封昌红说,华强北始终有使命,不断地在迭代。
创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创客更重视技术,他们可以搞定一个产品的内在结构设计,但缺乏一个有颜值的“壳子”,这时与工业设计师结合,就可以诞生出很多新的产品。
华强北迭代内容其实与世界新科技发展的方向同步,例如出现了不少“硅谷创客”。他们拿着国际设计大奖,拿着从Kickstarter、Indiegogo、Kicstarte等众筹平台获得的风险投资来到华强北,解决“没有配件做不出来”和“没有应用场景”两个问题。
“在华强北的进化过程中,卖电子配件的小商小贩们视野也在提升。首先他学会了说英语;第二,产品总是在迭代,配件也得迭代,否则卖不出去。”封昌红认为,华强北的使命也是根据世界的技术和设计的风向调整,未来,它应该还有引领的使命。
在封昌红看来,华强北的启蒙和唤醒两个驱动力其实现在还只是跟随或并跑。中国工业设计要走到领跑阶段,只有设计驱动才能引领,但路径未明。
从这点来看,从华强北到中芬设计园之间仅有创客连接是不够的。可能当创客需要将产品进行小批量生产的时候,才会想到设计师。如何让设计师在产品定义的时候就能够加入进去,是一个未解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两个不同的思维。华强北的创客思维是技术驱动,而设计公司是应用场景驱动。设计师会考虑产品的市场定位,但创客对于这些大部分时候并没有想好,所以很多创客产品没有市场,很难商业化。
佳简几何项目主管、工业设计师郭甫指出,“我在深圳碰到挺多这样的情况,有的老板经常说,‘我有一个超牛的想法,做出来一定挣钱’,但是他有可能还没有真正在华强北‘混’的人了解这个市场,因为每天客户来选什么东西,批发什么东西他们这些人最清楚。”
而对于已经商业化的产品,山寨依然是绕不过去的坎。相似的产品不仅在华强北,也在淘宝等网购平台泛滥。
不过,对于深圳的山寨现象,尼尔•哥申菲尔德早在几年前就对其摘帽,他认为山寨就是快速微创新。很多产品其实是把一些原创的东西吸取过来进行改变提升,也涉及到很多技术的基础。这里所说的复制,是指有能力超越产品现在的功能范围。
在第六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期间,记者采访的几位设计师对于山寨也持开放态度。
郭甫认为,山寨是一个很正常的阶段,2008年之后,手机行业已经过了大面积山寨的时代,一些国产手机制造厂商,每年也会有一些原创作品,例如OPPO和vivo也会出一些全面屏提升品牌格调的产品。
“我觉得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从陌生到一个行业老大,他肯定是先通过学习、模仿去借鉴一步一步来。”郭甫说。
德国红点奖获得者、深圳市设际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设计师邹镇孟也认为,山寨或模仿对于企业是一个过程,不能逼迫企业去改变这个生态。但是真的等到企业需要做大,到了相应营业额的时候,自己会发现问题,主动找设计师。
“他们会发现,如果再不提升产品设计,营业额就不能翻倍,就不能升级迭代,反过来那些不懂工业设计的企业一定会被淘汰。”邹镇孟说。
谁为设计买单?
创客与设计师之间的更高效连接还需要探索出一条新路。记者了解到,本次大展期间,不少来自华强北的中外创客也都来观展,了解现在的设计风向。
对于大多数在深圳成长起来的设计师说,目前的主要客户依然是硬件公司。
郭甫认为,深圳的工业设计优势是最大的,它整合了整个珠三角的产业链,不管是和设计相关的做手板、做模型模具都是最方便的,也正是因为这些产业链的存在,吸引了很多硬件制造商、大客户。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一家公司对于设计的重视程度与老板的理念有很大关系。
艾斯林格指出,即使现在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设计师,但是应该把设计和老板结合在一起。比如大疆无人机,他们有设计团队,把设计和老板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组织架构的问题,也是利益的问题,还是合作的问题。
“商业人士需要了解与设计师以期能够达到怎样的成功。设计师要知道他们必须要交付给企业的是什么。不是一个仅仅满足好看或单一的形态,而是一个高品质可持续改变的产品。”艾斯林格说。
一位来自台湾的设计师告诉记者,这需要从最开始的设计和制造模式看,过去的设计师其实是所谓的工匠,他们亲自设计、亲手制作工具、亲手把设计打造成实物。但到了当代,设计师做很多研究,但是和制造其实是拉开的。
如此一来,设计与制造分开,很多时候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达成成本及产品开发速度的控制,但工业设计、工厂和市场是不能分开的。
邹镇孟指出,设计一定是要考虑成本的问题,产品认知和品牌认知,如果不是大品牌,要做高性价比,有差异化的产品,然后再提升品牌,这是一步一环的。
郭甫表示,如果一个企业非常成熟,设计成本不是由老板或者是某一个部门决定,而是由市场、财务以及其他部门一起制定产品策略规划,精准控制产品成本。
但在几位设计师看来,还是有很多客户很在乎设计成本的问题,在中国其实很多行业都没有工业设计的思维,特别是二三线城市,很多产品大部分都是工厂代工的形式炮制出来的,谈不上设计。
“我们一般选择跟客户聊一聊,我们相信一个好的产品可以带来更大的议价,企业并不排斥这一点。有时候把设计质量降下来,最后的市场反应也会不好。”郭甫说道。
“同时需要看到,设计只是产品化过程中的一个节点。”深圳洛可可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卢红耀告诉记者,导致产品化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种,用户定位、市场定位、售价定位、对于市场的判断、对于趋势的判断、对于材料工艺、生产制造的判断都会制约设计,影响产品化。
卢红耀举例指出,就好像锤子手机第一代刚出的时候,并不是设计不好,而是整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
“从设计到制造的把控其实也是很多设计公司会遇到的问题,你设计了一个天使的面庞,最后落地却成了魔鬼的脸。”郭甫认为,设计和制造双方互动应该更加紧密,我们主张设计师到制造现场去。设计师需要了解工厂的一些标准的流程和基本的工艺。工厂也需要更多照顾设计师的想法。
“我认识的有些工厂,他觉得设计师选定的颜色他们配不出来,就自己做主了,这种事情很多。”郭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