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4月10日报道称,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台湾鸿海精密工业站在了岔道口上。3月30日发布的2017财年(截至2017年12月)财报显示,净利润为1387亿台币,同比减少7%。自2008年的雷曼危机以来,时隔9年首次出现减益。
其原因是,依赖美国苹果公司的风险以及对旗下夏普的支援负担日趋表面化。鸿海作为美国大型IT企业与生产基地中国之间的“中介”,其增长模式因中美贸易摩擦而出现动摇。
“夏普等营销负担很重”,3月30日晚,鸿海相关人士就利润下滑如此表示。2016年夏普被鸿海收购后,因社长戴正吴推进的改革业绩迅速恢复,2017年底从东证2部重返东证1部,但这位相关人士承认快速复活的背后有鸿海水面下的支援。财报数据投射出鸿海没有余力顾及面子的困境。
销售额同比增长8%,增至4.71万亿台币。除了智能手机、个人电脑、游戏机和服务器外,共享单车等新领域的开拓也十分顺利。但显示主业盈利能力的营业利润大幅减少了36%。
仍依赖苹果
其原因之一是苹果2017年11月发售的最新款手机“iPhoneX”。新增加的面部识别功能的相关零部件供货延期,负责最终组装的鸿海白等一场,中国人工费上涨也对鸿海构成冲击。
生产设备自动化等相关研发费用也出现膨胀。2016年通过子公司开始的“诺基亚”品牌手机的销售陷入苦战也产生了影响。iPhone组装这一传统的主力业务的风险表面化,新业务和先行投资也尚未取得成果。利润下滑反映出鸿海急于变革的现状。
更值得担忧的是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特朗普政府讨论以中国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为由,对中国的信息通信设备实施关税制裁。中美的谈判仍需要时间,但鸿海很可能成为最大“受害者”。
郭台铭在全体员工前讲话(台北市内)
鸿海迅速成长的契机是1990年代美国企业对中国大陆的集中投资。通过充分利用大型工厂和廉价劳动力,追求大量、低成本的生产,鸿海从戴尔和惠普等美国IT巨头获得了个人电脑等产品的组装业务。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从那时起就一直过着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生活。如今鸿海仍是占中国年出口额5%左右的最大出口企业,如果美国启动制裁关税,很可能动摇鸿海的业务基础。
2017年7月,郭台铭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表明将在威斯康辛州投资100亿美元建设面板工厂,其目的是避免被批评为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源头。另一方面,鸿海作为中国政府《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转型政策的骨干分子,时不时地会出现“不能让鸿海逃到美国”的论调。
向中国倾斜也有风险
3月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鸿海的核心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通常IPO需要1年以上才能获批,而鸿海仅花了36天,创史上最快纪录。这被认为反映出中国当局想要留住鸿海的想法,但如果鸿海进一步向中国倾斜,将无法保持与中美的平衡。
“如果我们不与时俱进,我们将会被淘汰。过去赖以成功的法则,未来岁月可能被翻转淘汰”,郭台铭在2018年2月的鸿海年会上表露出了危机感。不过,郭台铭同时指出,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只有制造业,强调了鸿海的潜力。鸿海从一个小城镇企业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鸿海能否找到新的成功法则呢?郭台铭的能力将受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