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称24家位于中国大陆、香港及开曼群岛等的中国企业、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因“为中国军方使用的物品采购提供支持”、“与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背道而驰”而被列入实体清单中，其中包括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成都精密光学工程研究中心、达闼（香港）有限公司、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精纳（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快急送物流（中国）有限公司、奇虎360有限公司、砺剑天眼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复旦大学副教授朱杰进。
 

　　这是日美国商务部针对涉军事用途的《瓦森纳协定》条款进行了明细规定，然后美国的很多企业，特别是敏感的半导体设备企业就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发送了一封重新声明邮件，把相关规定明示给了相关合作伙伴后，美国于次启动对中国内地企业进行的相关贸易限制行动。

 

　　从这份新的清单中可以看出，美国这次打击的对象主要是AI人工智能领域，涉及的最主要技术，基本上是生物识别技术，包括AI图片识别与视频识别技术。

 

　　其中很多企业还在中国内地疫情期间，都对外宣称自己开发的公共场合群体测温与防控技术。据了解，当时这些技术的报道，就曾引起西方媒体与政客的攻击，认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倾犯。

 

　　事实上，国外在疫情期间也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外界公布过类似的疫情期间群体测温与防控技术，但从手机报在线了解的信息显示，这些海外的企业在进行演示或投入使用时，所应用的技术并没有直接调用人脸识别技术，在监控内容处理上，基本上是显示特征点云图，没有把云图内容与实景相片或视频同步关联。

 

　　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间的技术应用冲突，其实在技术一直争执不断。由于中国内地目前的征信制度与民间的信任习惯还没有建立起来，即便是真正的眼见为实了，都还会出现欺诈狡骗与冤枉的情形，所以中国内地的科技公司或相关机构，都习惯了把监控视频或抓拍的图像与所谓的证据同步收集并关联在一起处理。

 

　　甚至于很多场合个人的身份证件、手机号码、出行轨迹、消费习惯与支付账目等，都会跟监控视频或抓拍的图像同步收集并关联在一起处理，而且这些数据是可以作为融资资产进行估值或进行合理买卖的。

 

　　如果只是一些民营企业拿来做广告、放放民间高利贷、进行“公开勒索”式的所谓诉讼呈堂证供，那么引来的最多是国外一些政体的“人权报告”批评。但这一次美国把这些企业的一些技术，与涉军事用途关联，基本上等于是直接封锁了这些企业从美国市场上获取技术来源的可能。

 

　　据手机报在在线从业内了解的信息显示，全球的人工智能AI领域，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与机构，有一半左右是华人在参与或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全球的人工智能AI能在行业积累了二十多年后快速应用开来，与华人研究团体拼命收集原始推导数据标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些海量的数据被软件抓取并运算后，才形成了现在全球人工智能AI软件的算力进化速度以指数级的成长。

 

　　由于基于人员的生物特征信息收集途径与应用场景，是成本最低，也是最容易变现的领域，所以造成了华人圈的主要人工智能AI研究领域，除了最早的计算机杀毒、网上购物、广告推广、金融欺诈方面外，近些年的关注点几乎都是人体识别技术，包括人脸识别、行为识别等。

 

　　这些技术除了卖给智能手机厂提升相机功能外，还能赚钱盈利的途径，就只有政府采购与灰色领域了。

 

　　美国虽然站在技术道德的制高点，经常给它认为不在信任体制内的国家或地区制造一些技术输出障碍，但很多时候企业在利用一个“无国界”的科技或技术时，确实也要顾及一下不明真相消费者的权力。

 

　　实际上在AI人工智能领域，最明显的争执或最早的争执，就是来自苹果与谷歌的人脸识别技术，以及美国当年一部《全民公敌》的电影影响。

 

　　苹果为了保证自己的生物识别技术能被各个政体的政策所接受，一直把生物特征与数字相片、视频、人声等实景信息进行绝对数据隔离，即便这样，还经常受到美国FBI与安全部门的责难。

 

　　而谷歌最早推出的人脸识别技术，就是基于人像图形对比技术而来，结果不管怎么样改进，都会被地方政策或西方的行业技术道德规范所阻止，甚至当谷歌要承接“爱国军事订单”时，也同样遭遇到了从社会到自己公司内部员工的强烈反对，到现在也没能形成真正的应用生态，这或许就是西方对待AI人工智能领域的底线。

 

　　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想利用西方的基础技术，特别是西方的数学算法来研发新的数字技术，中国内地的企业真的要学习一下西方的一些技术道德逻辑，才能真正的走向全球化，而不至于受到国外的打击。

 

　　因为确实没有必要把你好不容易弄出来的生物特征码人工智能算法结果，与一个毫无技术难度的摄像头数据关联在一起，这种低级的图像对比技术，即让自己的技术高度掉价，往后也确实会招来越来越多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