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三星、中国手机品牌OPPO、vivo以及印度当地手机品牌LAVA和支付之王PayTM都在此区设印度总部。三星去年宣布在诺伊达投资约合47亿元人民币扩建其在全球规模最大的手机工厂；OPPO斥资22亿元人民币在大诺伊达地区置地建设新的印度总部；vivo则宣布将投资超过约40亿元人民币在大诺伊达建造新的工厂，使其印度制造基地变得与中国工厂一样大。

 

　　诺伊达还有聚集了小米、传音等品牌的OEM（代工）工厂，以及围绕这些手机大厂的上游供应链，其中不乏A股上市公司，如航天科技、瀛通通讯、合力泰、长盈精密、裕同科技、欣旺达等公司。在诺伊达地区之外，TCL、京东方A等也在印度建设厂区。

 

　　目前中国手机品牌已经在印度拿下50%以上市场，并期待拿下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如果想要在印度获得长期发展，必须要满足产品在印度生产。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计划之后，印度对智能手机机零部件渐次加征关税，在印度建厂是各大手机厂商发展的必要条件。

 

　　关税倒逼供应链进印度

 

　　给小米手机和传音手机做OEM的海派科技，是中国手机产业链向印度发展的一家典型公司。

 

　　海派科技是小米重要的OEM合作企业之一。2016年8月海派科技在印度注册建厂，当前每月生产约100万部手机。目前海派科技已经在筹备建设二期工厂，承租了百米之内OPPO转移而留下的厂房，新厂房建设完成后，每月将可以生产约280万部智能手机。

 

　　2017年，海派科技被A股上市公司航天科技并购，成为航天系的一员。海派科技印度负责人张求生表示，海派科技进入印度市场一方面是战略布局，另一方面是满足客户要求的考虑。

 

　　2016年开始，印度总理莫迪推出了“分阶段制造计划”，希望利用印度巨大的智能手机市场推动本土生产。该计划不仅包括对手机征收关税，还包括对手机充电器、电池、耳机和已经预装印刷电路板的零部件征收关税。整机税收达到20%，SKD（半散件）关税在5%—15%不等。

 

　　对竞争激烈且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来说，承受关税意味着利润被蚕食或丧失价格竞争力。“手机行业利润微薄、价格竞争激烈，没有企业愿意扛着关税参与竞争。苹果iPhone的生产不在印度，所以价格全球最高，苹果印度市场份额在2018年已经下滑到只有约1%。”一位行业人士介绍。

 

　　为了避免关税等成本，中国智能手机厂商不断扩大在印度的生产能力。品牌商也不断“催促”其在国内的上游供应商赴印度建厂。“光是今年，传音、小米、OPPO就组织几波上游供应商组团来印度考察市场，传音年后已经组队三次来了印度。”正筹备在印度成立“印度中资手机行业协会”的杨述成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海派科技是较早进入印度的代工厂之一，张求生不停接见来印度考察的中资考察团，主要询问在印度办厂的经验。

 

　　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手机品牌商希望供应链企业到印度建厂，一方面是关税政策影响，另一方面是产品竞争加速对制造的时间提出更高的要求。当前，印度没有手机制造业基础，散料都需要从中国空运到印度。“船运的时间太长，根本等不及。”张求生说。

 

　　张求生介绍说，诺伊达地区最早是OPPO、vivo前来建厂，后来带来数据线、充电器等供应商建厂，逐渐有了更多的代工厂以及供应链企业，慢慢形成了手机产业基地，是自发形成的集群。

 

　　还有更多的供应链企业在诺伊达集群建厂，小米供应商合力泰已经承诺未来三年在印度大诺伊达地区投资约2亿美元，并于2019年初启动生产。小米印度首席运营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该公司将在印度生产相机、触摸屏模块和指纹传感器等组件。

 

 

　　印度软件产业发达，但工业制造业基础较薄弱，尤其在手机制造领域，此前印度本土的智能手机品牌多依靠中国OEM公司的支撑。中国企业在印度设厂也在一步步带动印度本土工业制造。

 

　　在海派科技工厂流水线，装备了与中国手机制造产线一样的SMT设备产线，区别之处是中国工厂有更多的自动化设备，而印度工厂则用了更多的劳动力。

 

　　劳动力成本低是印度制造的优势，海派流水线的印度工人包含公积金和社保的税前月薪11056卢比（约1650元人民币），人均加班费每月约300到400元人民币，而且招工容易。“招100人能来四五百人应聘。”张求生说。

 

　　在海派的车间，技术程度较高的SMT等设备操作还是中国工人。“技术工作要靠中国工人手把手教会印度本地工人。”他介绍说，印度人喜欢自由，生产效率要比中国员工差一些。海派工厂在2016年刚投产时，印度工厂的生产效率只有中国的60%，现在逐渐上升到约80%到90%。

 

　　除了人口因素之外，印度制造其他生产资料并无优势。比如厂房月租金每平方米约30元人民币，水平几乎与深圳工厂相当；工业用电采用阶梯收费，价格与广东地区差别不大，但是印度停电情况时有发生。

 

　　瀛通通讯印度工厂负责人邱斌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印度电力设施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观澜，夏季用电高峰期每天断电十几次都是常有现象，厂房必须配备备用发电机，不然无法开工。印度的工人管理难度很大，经常出现旷工的现象，生产效率较低。”

 

　　记者走访获悉，因为印度市场在快速发展，海派科技、瀛通通讯这样的上游工厂主营业务能较保持稳定利润率，甚至比中国工厂利润率略高，现在还在不断投入新的厂房、设备，试图在印度高速增长的手机市场拿下更多份额。

 

　　张求生认为，在印度置办工厂，最大的问题还是印度的关税政策变化太快，海关报关需要不停的变。印度素以监管严厉和产业战略多变著称，张求生说，要推动印度制造，印度还需要稳定和更有利于商业的政策体系。

 

　　中国制造在印度，事实上并没有享受到印度的政策支持，更多的是产业集聚效应。在印度投资也找不到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商业贷款利息约在10%，近乎与国内的消费贷款利率水平相当。

 

　　杨述成说，在印度的中资企业也开始形成集群，比如OPPO、vivo、TCL开始建设产业园，更多的企业形成产业合力，在未来与印度政府政策谈判或更有筹码。

 

　　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