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年前华为对中国本土供应商透零的2019年预估年出货量为2.3~2.5亿部外，华为的供应链管理人员在回应台湾供应商咨询时表示，对于2020年的出货量预估值，有望上攀到年出货量3亿部。

 

　　也正因为如此，华为在供应链的管控风险上开始出现明显的短板。与苹果和三星的供应链管理，基本上处于闭环和半闭环不同，华为手机的绝大多数产品技术均还没有原创性，无法得到供应链厂商的独家技术支持，更别说单独的产能配置。

 

　　据供应链传出的消息称，华为手机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供应链管控危机，华为手机的供应链管理部门这一次在走访过程中，已经开始要求台湾的供应链厂商在中国内地建设配套产能，以满足华为的采购需求。其中已经在中国内地建厂的台湾供应链厂商，希望能把相关的选进制程导入，实现在中国内地工厂对华为进行直接交付。

 

　　如为华为代工芯片的台积电和日月光等厂商就表示，华为手机明确提出希望扩大它们在中国内地工厂的产能分配，以其进一步改善产能扩张所带的新增产能需求与产品交货反应速度等。据称华为希望供应商能把海思芯片的订单，全部实现中国内地生产。

 

　　事实上，华为手机除了对台湾的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外，中国国内的供应链企业也开始发觉了华为在供应链管理上的改变。其中最为明显的改变，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为开始放宽了对供应商认证资格的条件，换句话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为手机为了应对出货量加速增长的局面，放宽了对供应商的准入条件。

 

　　华为手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供应链管理调整——全面学习苹果

 

　　上一次华为手机对供应链管理大动干戈是在2016年，主要的原因大家也知道，在2015年手机供应链出现过一次大的行业洗牌。当时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机进行到行业最后阶段，大量主要供应功能机零组件的供应商倒闭，引发了手机供应链的资源在行业里重新分配。

 

　　当时，因很多手机供应链企业涉及诉讼、银行收贷等因素影响，导致资金链断裂，放弃经营。为了不影响手机出货，很多手机品牌厂商不得不找替补供应商重新磨合产能，产业变动的后遗症还是比较明显。

 

　　受此影响，华为手机从2016年起开始率先在国内引入了类似苹果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健康供应链计划。具体的来说，就是手机配件厂商要成为华为的一级供应商，必须保证厂商对自己的供应商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如果出现其供应商因欠正常货款发生的诉讼事件，将立即取消其一级供应商资格，并立即转移其产能或培养另外的合格供应商。

 

　　也正如此，华为手机对供应商的财务健康审查工作陆续展开，让华为手机能在国内拥有一批资质过硬的供应商。不仅如此，为了杜绝健康供应链管理计划中所存在的内部虚报行为，华为从去年开始也多次在内部进行反腐行动。而华为的这些举措所产生的效应也十分明显，在供应链财务健康供应商的保障下，华为手机的扩产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同时品质成本也得到了大幅降低，华为手机立即进入盈利状态。

 

　　防范了不成熟的产能风险，也逃避了培养供应商责任

 

　　据李星从产业链中了解的信息显示，华为以前对新供应商的要求，除了产品通过其测试认证外，还需要有与对等知名品牌稳定供货一年以上的条件，才能进入到华为的供应商体系。

 

　　华为这种稳妥的条件，在市场平稳发展阶段，如2015年、2016年，甚至2017年，都没有多少问题，因为产业链上的供应商都处于忙于应付不断增长的订单，想办法扩充产能来应对市场需求。

 

　　而这种盲目扩产过程中，却造成了表面上市场供应产能不足，但实际行业产能溢出的隐藏现象，导致一部分企业的工厂是订单生产不出来，但整个行业却为断有新的产能在寻找市场的现象。

 

　　华为为了控制供应链风险，要求供应商至少要对等品牌稳定供货一年以上的这个条件，就防止了不成熟的产能对华为手机造成的品质不稳定风险。

 

　　华为的这种模式，虽然让华为的供应链管理风险大幅降低，为华为手机快速盈利创造了条件，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收割其它品牌培养供应商的成果，逃避了自己培养供应商的责任。这在商业上本没有什么对错，毕竟挖竞争对手的墙角，打击竞争对手的供应链，控制供应链的产能资源等，也是商场上的重要手段。

 

　　品牌集中化后的供应链再次洗牌，华为也难独善其身

 

　　不过从2017年智能手机市场也从增量市场转入存量市场后，智能手机供应链也开始出现类似2015年的行情，智能手机的供应链也进入了一次大洗牌，其中大量的智能手机供应商，也遇到了当年功能手机供应商的情形，因涉及诉讼、银行收贷等因素影响，导致资金链断裂，放弃经营。

 

　　其中智能手机市场往头部几个品牌集中后，大量原来为二、三线品牌服务的供应商，由于客户订单流失，货款没法回收，银行收贷，投资人撤资等综合原因，出现大面积的停工、关厂、倒闭现象。

 

　　仅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因乐视、金立、中兴等事件，造成的供应链损失，从批露财报数据看，就多达数十亿。而那些还不是A股上市场公司的供应链企业，还有多少因这些品牌事件损失资金，其实规模也并不低于相关涉案的A股上市公司。

 

　　与A股上市公司不同，大量没上市的供应链企业，在得不到外围资金援助的情况下，其实都已经在这一波终端品牌洗牌过程中，自己因为品牌客户的倒下，也被产业链清洗出去。

 

　　大量由二、三线品牌培养起来的供应商在行业中消失，却也让头部品牌企业在部分供应链环节出现了产能缺失。特别是一些同时给二、三线品牌供货，却也进入到了一线品牌供应链的企业不停的倒下。

 

　　如果说2017年以前，集中在头部的一线终端品牌，还能依赖产业链里的A股上市公司继续扩产，来满足它们出货量不断增长的需求，那么2018年A股市场上众多智能手机供应链企业出现的债务危机，终于打破了供应链上这种畸形的产能供给平衡。

 

　　先不说一些企业的产能扩张由于技术与资源的准备不足，难以形成有效产能，就是智能手机的技术与市场变化，也让一些企业陷入到了原有主业空心化的境地。智能手机供应链出现大面积的病症，作为直接关联的终端品牌客户华为手机，自然也难独善其身。

 

　　而对于一些不同的材料和技术在智能手机上开始应用的时候，没有自己培养供应商的品牌，不得不开始重新在市场上寻找新的供应商。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为了防范原有大型供应商突然死掉的风险，准备备用产能，还是为了找到新的材料与技术供应来源，原来为二、三线品牌服务的供应商里，还活着的，或者拿订单救济下还能活过来的供应商，都慢慢成了几个头部品牌终端厂商争取的对象。

 

　　虽然目前市场传出的消息看来，华为手机是最早对供应商认证资格放宽的头部品牌终端厂商，但随着市场分化越来越明显，其它几家一线品牌终端也将不得不在局部领域，加入到“抢供应商”、“抢产能”的行列中。